第一，一个在资金和制造业能力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的国家，绝对不能允许英国在其制成品市场上取得压倒一切的竞争优势，从而使自己长期对英国负债，使自己的机构依附于英国，使自己的农业、工业和商业陷于危机之中。

　　第二，英国国家银行可以操纵在它影响之下的美国市场，能够压低英国制成品的价格，使其有利于英国制造业而不利于美国制造业。

　　第三，英国国家银行通过运作，能够影响美国人连续数年消费它们的进口商品。这些商品价值巨大，平博 平博PINNACLE远远超过了美国通过出口农产品可以偿还的能力范围，使得美国不得不在连续几年之内靠输出和政府债券弥补贸易赤字。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用现金进行内部交易和维持银行和纸币系统的运转。而只要英国银行感到有必要并且愿意，它就可以通过操作，把这些资金的大部分吸纳过去为己所用。

　　第五，平博 平博PINNACLE在任何情况下，市场的任何波动对各国经济造成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在那些银行系统和纸币制度建立在拥有一定数量的贵金属基础之上的国家。

　　第六，如果一个国家的进口与出口维持在同一水平并保持平衡，那么，市场的任何波动和由此引起的种种危机就可以得以避免，就能够建立和维持一个稳固的银行制度。

　　第七，相对于一个外国制成品在国内制造业市场竞争顺利而本国农产品的出口受到外国限制的国家来说，这种平衡很不容易维持；反之，相对于一个不依赖外国提供制成品、可以自由处理自己产品的国家来说，这种平衡不容易被打破。

　　俄罗斯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些说法。我们也许还记得，俄罗斯因为向英国敞开了大门，结果英国的制成品拥了进来，以绝对优势占领了俄罗斯市场，使俄罗斯帝国的公共信用出现了很大的混乱。自从俄罗斯于1821年实行关税制度以后，类似混乱的局面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显然，流行理论陷入了所谓的重商主义错误的另一个极端。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只有贵金属才能构成国家的财富，并且一个国家只有出口大于进口保持顺差，且顺差用贵金属支付时才能致富，那么这一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流行理论坚称，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一个国家流通的贵金属不管多少都没区别，也没有多大意义，那么我们担心拥有的贵金属太少也毫无意义；我们应该扩大贵金属的输出，而减少贵金属的输入。

　　这种推理方式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所有的国家都联合在同一法律制度之下，如果这些国家对我们产品的出口不加任何限制，且我们只用我们自己的农产品交换制成品，如果战争与和平带来的变化不会引起生产与消费、价格与货币市场的波动，如果大型信用机构不为了本国特殊利益而把影响延伸到其他国家。但是，只要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那么，明智的国家政策将建议各个大国通过贸易政策保护自己，防止足以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货币巨动和价格的剧烈起伏。只有把国内制造业和农业生产放在一个适当的平等位置，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平衡，那么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流行理论显然没有充分区分清楚单单拥有贵金属和贵金属在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力量。即使在私人交换过程中，显然也有必要将这两者区分清楚。没人愿意把钱留在身边，都试图尽快把钱挪出房间。但是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随时支配他所需要的钱的数目。与财富相比，实际拥有多少现钱显得无足轻重。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就越不在乎他实际拥有多少现钱，只要他能够随时支配他人存放在保险箱里的现金。

　　然而，一个人越是贫穷，支配他人手中现钱的能力就越弱，就越在乎手头有多少现钱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对工业发达或落后的国家来说，情形同样如此。如果英国通常不大在乎流到国外的金条或银条的数量的多少，那么它一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定时期内的大量贵金属的外流，虽然一方面会引起货币升值和贴现率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会使纺织品价格下降，这样，它就可以通过大量出口纺织品，或者通过变现手头的和政府债券，很快就能重新拥有贸易发展所需的现金。

　　英国就像一个腰缠万贯的银行家，虽然口袋里一分钱也不装，但只要他愿意，就可以随时从附近的或更远的商业客户那里随意支取。但是，如果单一的农业国也出现类似的情形，大量现金不断外流，而它的条件却不那么有利，因为它从国外获取所需现金的手段极为有限，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和农产品的价值很低，而且由于外国法律给它的出口设置了重重障碍。农业国就像一个穷人，他不但不能从商业伙伴那里拿到钱，而且当富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还会向他伸手。因此，即使穷人手中有钱，也不能说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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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获得国内贸易通常所需现金的支配能力，主要是通过拥有或生产这些商品和价值，这些商品的价值交换方式与贵金属的价值交换方式有着几乎同样的便利条件。

　　相对于流通的商品和各种财产而言，流行学派经济学家在评价国际贸易时，既没有考虑到贵金属的支配能力，也没有考虑到方便财产交换的多样性。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考察私人交换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有价值的商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此类商品都是固定财产，它们只有在所在地才能进行交换；即使在当地，进行这种交换成本也非常高，困难重重。这类财产，即不动产和固定的工厂及设备，所占一个国家全部财产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三。不管一个人拥有多大的地产，他总不可能把田地和牧场送到城市为自己换取钱财或商品。他的确可以用这些财产作抵押以获得更多的贷款，但前提是他必须找到愿意借钱给他的贷款者。贷款者离借款人的居住地和财产越远，借款人如愿以偿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小。

　　相对于固定在土地上的财产而言，大多数农业产品（殖民地产品与部分价值较低的产品除外）在国际交易过程中具有相对便利的交易条件。大多数产品的价值，如建材、柴火、制作面包的原料、水果和牲畜等，只能通过在产区周边合理距离的范围内出售才能实现，一旦产品过剩，为实现其价值，就必须把剩余产品储藏在仓库里，留待日后出售。即使这些产品可以出口到国外，但其销售对象仍局限于某些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中。即使在这些国家，这些产品的销售仍受到关税的限制，受购买国年景好坏的影响。美国内陆地区可能储备了大量的牲畜和农作物，但它们却无法通过出口剩余产品设法从南美洲、英国或欧洲大陆获取贵金属。但是，具有普遍用途的有价值的制成品，却具有无法比拟的交换便利条件。

　　平常，这些商品可以在全世界所有开放市场上找到销路；在危机爆发时期，它们同样可以（以较低价格）在那些保护性关税只在平常发挥不利作用的市场进行销售。显然，这些商品的交换能力几乎接近于贵金属的交换能力。英国的经验表明，如果农业歉收导致危机爆发，那么，扩大纺织品出口，促使外国与债券大量外流，很快就会恢复平衡。外国和公债显然是以往纺织品出口顺差的结果，它们成了这个制造业发达国家手里可以随时要求农业国家兑付的大量票证。当它急需贵金属时，这些证券的兑付的确会给个人持有者造成损失（如同危机时期制成品的情形那样），不过，这些做法对维持一个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仍然极为有利。

　　尽管贸易平衡原则遭到了流行学派的冷嘲热讽，但是以上这些观察却鼓励我们表达这样的观点：独立大国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性质的贸易平衡。一个大国的贸易如果长期处于不利状态，那是非常危险的。贵金属长期大量外流，必然导致国内信用系统和物价水平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希望重新恢复所谓的“重商主义”提倡的那种贸易平衡原则，也不是坚持认为国家应该为限制贵金属输出而设置什么障碍，或者认为每个国家应该保留一定数量的贵金属，或者说大国贸易中出现的数百万的进出口差额是多么举足轻重。我们否定的是，就像亚当·斯密在他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结论中所说的，一个独立的大国“尽管每年进口产品和纺织品的价值可能远远大于其出口，尽管这个国家拥有的贵金属数量在逐年大量减少，进而不得不在国内以纸币代替其流通，更进一步地讲，尽管这个国家可能让外债不断继续增加和扩大，但是这个国家的财富却在逐年同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