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博 平博PINNACLE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政策宣称牺牲公平能获得增长, 但事实上它哪一个都没能实现; 过去, 当市场更加自由、边界更加开放时, 增长速度却慢下来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18世纪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及其追随者所创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修订版。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主流经济学。18世纪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相信, 自由市场中不受限制的竞争是组织经济的最好方式, 因为它使每个人追求效益最大化。政府干预被认为是有害的, 因为无论是进口控制还是创立垄断, 都限制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 从而减少了竞争压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持一些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不赞成的内容———特定形式的垄断 (比如专利或中央银行对银行票据业务的垄断) 和政治民主。但是总的来说, 它与老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对自由市场充满了热爱。在过去的1/ 4世纪里, 新自由主义政策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结果, 因而之后对这些政策的应用出现了一些“疲软”,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议程依然存在, 包括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开放国际贸易和。

　　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是, 新自由主义的议程一直是由美国所领导的富国政府联盟所推动, 并由基本被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来斡旋。富国政府利用它们的援助预算和国内市场准入作为“胡萝卜”, 诱导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这有时会对进 行游说的个别企业有利, 但通常是使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在整体上营造一种善待外国商品和外国的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在于, 将它们的贷款与受贷国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条件相结合。世界贸易组织 (简称世贸组织) 的贡献在于, 通过制定贸易规则, 在富国竞争力强的领域实行自由贸易, 而在它们竞争力弱的领域 (比如农业或纺织业) 则不实行自由贸易。这些政府和国际组织得到了一大批理论家的支持。其中一些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应该知道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局限性, 但当他们提出政策建议时倾向于忽视这些局限性 (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向前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政策建议之时)。总之, 这些形形的机构和个人组成了一部强大的宣传机器, 一个由金钱和权力作为支撑的-知识混合体。

　　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当权派要我们相信, 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奇迹年间, 韩国追求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 事实是截然不同的。韩国在这些年里的真正举措是, 由政府与私营部门协商挑选特定的新产业, 通过关税保护、补贴和 政府支持的其他方式 (比如由国家出口机构所提供的海外市场情报服务) 加以培育, 直到它们成长到能抵抗国际竞争为止。政府拥有所有的银行, 所以它能引导商业的血脉———信贷。韩国政府把一些大的工程项目直接交给国有企业———钢铁制造商浦项制铁公司 (POSCO) ———就是最好的例证。韩国对待国有问题的态度是一种实用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态度。如果私有企业能做好, 那也可以; 如果它们不愿在重要领域, 政府在创立国有企业问题上也不会有顾虑; 如果私有企业管理不善, 政府通常会接管它们, 经过重组然后再卖掉它们 (经常这样做, 但并不总是如此)。韩国政府对稀缺的外汇实行绝对的管制 (不服从外汇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它还仔细设计外汇使用的优先顺序, 确保辛苦赚来的外汇能用于进口重要的机械和工业投入品。韩国政府也严厉地管制外国, 根据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计划, 在一些领域张开双臂欢迎外资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完全禁止引入外资。对于外国专利, 它也持宽松的态度, 鼓励“反向工程”并忽视专利产品的“盗版”。

　　人们普遍将韩国经济看作自由贸易经济, 产生这种印象是因为它的出口很成功。但是出口成功不一定需要自由贸易, 日本和中国都展示了这一点。韩国早期的出口———如成衣和便宜的电子产品出口———都是去赚硬通货的手段, 是韩国购买先进技术和昂贵机器以用于发展新的、更为艰巨的产业的手段, 并且通过关税和补贴来保护这些产业。同时, 关税保护和补贴并不是使企业永远不参与国际竞争, 而是在它们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之前, 政府使其有时间吸收 新技术, 形成新的组织能力。

　　韩国的经济奇迹来自市场激励和国家指导明智且实用的结合, 这种结合导致了奇迹的产生。韩国政府没有像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征服市场, 但是它也没有盲目迷信市场。在认真对待市场的同时, 韩国的决策者认识到市场经常需要通过政策干预来加以矫正。

　　如果只有韩国是通过此类“异端”政策而走向富裕的话, 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可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小小的例外。然而, 韩国不是例外。我将在后面谈到, 实际上当今所有的发达国家, 包括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被认为是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发源地的国家, 都是基于违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秘诀而致富的。

　　如今的富国都曾运用保护和补贴手段, 也歧视过外国者———所有这些都是被当今的经济学正统所痛斥的, 都是被像世界贸易组织若干协定之类的多边协议所严格限制的, 也都是被援助提供者和国际组织 (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所禁止的。有一些国家没有使用太多的保护手段, 比如荷兰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瑞士。但是它们在其他方面偏离了正统, 比如拒绝保护专利 (详见后面的章节)。现今的富国在管制外资、国有企业、宏观经济管理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政策的历史记录都表 明, 它们明显地偏离了现在的正统。

　　但是, 如果这是事实, 为什么富国不向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推荐这些得心应手的战略? 为什么它们偏要分发一本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虚构, 而且是一本编得很差的?

　　1841年, 一名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批评英国向其他国家鼓吹自由贸易, 因为英国正是通过高关税和广泛的补贴而获得经济优势的。他谴责英国“ 踢开梯子”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的行为, 因为正是靠这个“梯子”，英国才爬到了世界经济最强国的位置: “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 当一个人已攀上了高峰以后, 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 免得别人跟着上来。”

　　如今, 富国中有些人肯定是为了获得穷国市场更大的份额并预防潜在竞争对手的出现而向穷国鼓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他们说 “照我说的去做, 而不要照我做过的去做”, 就像“伪善者” (Bad Samaritans) 欺骗困境中的人。但更让人忧心的是, 现在许多伪善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用这些政策伤害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被全面改写了, 这使富国的很多人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时, 没有觉察到历史实际上存在双重标准。

　　我不认为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阴险的委员会在制度性地将讨厌的人从历史照片中清除掉并重写历史。但是, 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 从现在的视角来重述历史也是人之天性。结果时过境迁, 通常是潜意识地, 富国逐渐地改写了它们的历史, 使其更符合现在人们对自己的看法, 而不再讲求事实是什么———就像现代人写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这个国家实际上在1871年之前根本不存在) 一样, 或者认为在“英国”国王和女王中包括说法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诺曼征服者) 一样。结果, 许多向穷国推荐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政策的伪善者秉持一种真诚但错误的信念, 认为他们的国家过去正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向富裕的。但他们事实上是在使竭力想帮助的对象生活更困难。有时, 这些伪善者在“踢开梯子”方面是麻烦大于助益, 因为自视为正直常常比自私更固执。

　　所以, 不管这些伪善者的意图何在, 我们应该如何劝阻他们伤害穷国呢? 他们应该在别的方面做些什么呢? 本书综合历史、现今世界的分析、 一些未来的预测以及对变革的建议而给出了一些答案。

　　开篇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真实历史, 这将在接下来的两章 (第一章和第二章) 中进行审视。在这些章节中, 我将揭示,许多已经被读者接受的认为是“历史事实”的东西, 要么是错误的, 要么是不完全的事实。英国和美国不是自由贸易的生长地; 事实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是世界上实行保护主义最强的国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通过保护和补贴获得成功, 但不运用它们而取得成功的很少。对于发展中国家, 自由贸易很少是能选择的事, 通常是外部强加的, 有时是通过军事实力获得的。在自由贸易中,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很糟; 当运用保护和补贴政策时, 它们做得更好。成绩最好的国家是那些实行有选择的、逐渐开放的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政策宣称牺牲公平能获得增长, 但事实上它哪一个都没能实现; 过去, 当市场更加自由、边界更加开放时, 增长速度却慢下来了。

　　在历史部分之后的主要章节里 (从第三章到第九章), 我综合运用了经济理论、历史和现在的证据颠覆了关于发展的许多传统观点。传统观点有如下几点。

　　自由市场和民主不是天然的伙伴。国家穷不是因为它们的人民“ 懒”; 相反, 它们的人民“懒”恰是因为他们穷。

　　与开篇一样, 结语一章展现了另一种“未来的历史”———但这一段是非常黯淡的历史。场景是有意设置的, 虽然略显悲观, 但它揭示了我们离这样一种场景是多么近, 如果我们延续伪善者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该章的余下部分, 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 是对全书详细讨论的另一种政策选择的浓缩。如果我们想使发展中国家发展它们的经济, 就应该遵循这些原则。尽管是消极的开篇, 该章———全书也是一样———却结束于一个乐观的观念, 解释了我为什么相信大多数伪善者能够被改变并能够真正设法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经济境况。

　　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道德命题, 至少对韩裔英国经济学家张夏准而言是如此。他在本书中, 将之细分为八个子问题: “富国是如何变富的?” “自由贸易是否总是答案?”“我们是否应该管制外来?”“私营企业好, 公共企业坏?”“ ‘借用’ 创意是错误的”“财政审慎是否走得太远?”“我们应该支持腐败和不民主的国家吗”“某些文化会阻碍经济发展吗” 这位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每个问题作为一章, 延续了他在 《富国陷阱》 一书中所展现的睿智和激情, 广泛运用经济学的逻辑推理, 基于大量的历史比较和跨国分析, 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历史中得出教训，并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才能从中获益。

　　《富国的伪善》是张夏准的代表作，也是本富有争议的书。作者在关于经济发展和全球化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书运用了经济学的逻辑推理，提供了定量的证据，却没有卖弄术语；全书语言流畅、信息量大，充满了秘闻和实际的洞察以及引人注目的描述。

　　★这是一部睿智、生动且富有争议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全球化的令人信服的、全新的方式。

　　★《富国的伪善》文笔流畅，论述深入，并且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其中富有洞见的研究可被视为“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学”。张夏准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标准理论与工业革命至今的实际情形之间的巨大差距。他犀利的分析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脆弱、最无助的国家，基于主流理论的“处方”是如何以及为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且看起来这种状况还将继续。

　　★每一种正统都需要有才能的批评者。在全球化问题上，张夏准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批评者。他没有否认融入世界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从历史中得出教训，认为应该允许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英国《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

　　★这是一部不可思议的著作，研究深入、视野开阔、笔触优美。对于在增长和全球化问题上热衷于“一刀切”模式的人而言，《富国的伪善》给出了堪称完美的驳斥。我极力推荐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