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为今年以来作者对上海时尚产业系统研究的三部曲之第三篇专栏文章(前两篇参见本刊4、5、6月刊)，期望探索的是时尚产业的贸易大课题及其背后的中国贸易中心建设热门课题。表面看来，贸易是商业经济中的一个具象的、一个环节的问题。然而，上升至国际价值链以及国内贸易中心建设层面，它就远不只是一个局部或环节了。作者坚信，这一课题才真正触及我们整个时尚产业的内核，理念调整。那么，不妨以这一产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批发市场通过批发市场大量层层批发，是中国流通业的一大国情。在2002年后，服装批发市场进入一个空前的高潮阶段，大规模的市场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专业店、专卖店：包括服装专业店、品牌专卖店、以及近年来涌入的单店规模超过1000平米的国际快时尚(Fast fashion)服装店(ZARA、H&M、C&A等)。大卖场：大型综合超级市场、会员店、仓储式商店等大型卖场中设立的服装部门在商品档次、大量销售等方面已成为批发市场的同级别对手。电子商务：这是2000年后快速发展的网上购物市场。北京正望咨询发布的《2009中国服装品牌与服装网购调研报告》显示在21个城市中，共有1564万网民在网上购买了172亿元(单位：人民币，下文未特别注明的均同)的服装。折扣店：国际Outlet形态引入中国后，以超大型购物广场以及临时在都市各场所举办的周期性折扣促销卖场为表现形式。这通常为尾货的流通渠道。在当前的中国流通形态下，百货商场处于稳定发展状态。百货商场与批发市场依然是中国主要流通渠道。但是，批发市场已经进入瓶颈期，受到其他流通形态的市场挤压，一些都市中的批发市场里零售份额逐渐增大，批发流通功能逐渐弱化。与此相反，电子商务将继续增长，未来很可能成为主渠道之一。专业店专卖店的增长在未来的数十年里将主要受益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与国民时尚素养的提高。但现在问题是这些渠道产生的贸易价值并不大。百货商场的服装贸易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商场只成了房东，服装品牌自行人场销售，中间并未产生商品贸易行为。折扣店也一样。而专业店专卖店中，一部分直营店(尤其国际品牌大多直营)也未产生贸易行为。反而，批发市场、大多专业店(非品牌直营店)、大卖场会发生采购行为。电子商务则情形复杂。从上世纪80年代起，基于技术与管理的进化，大量的国际贸易非直接贸易，而是由“高明”的中间商进行间接贸易、转口贸易。而近来，由于供应链管理的发展，一些贸易商通过有效地控制与全球化的资源配置而实现了新型贸易模式甚至物流也不经过本国本地区，价值却流入。那么，一个重要问题就产生了：对于中国庞大的产能来说能说放就放呢?这样的行为迄今为止只在中国的一个城市――上海发生过。那么，上海的案例就特别有经验价值了。纺织工业一直号称上海的“母亲工业”，从19世纪开始就傲视群伦、领袖全国。并在解放后直至1990年代初一直为上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成本上涨、电气煤紧张、原料资源匮乏、离退休职工供养压力大、设备老化等诸多不利因素作用下，上海纺织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彻底陷入困境。于是，自1992年起，上海纺织服装产业进入史无前例的大调整。至2006年上棉14厂迁往江苏大丰，上海纺织就业人口已仅剩2.5万人。然而成效显著，剩下100多家企业销售收入2007年还有236亿元(改革前也不过260亿元)。而出口创汇从8亿美元上升至20亿美元，原来下属企业亏损面达1／3，现在则全部赢利。而对今天的上海纺织的业务结构进行分析，很容易发现生产制造的贡献有限。而品牌业务则处于亏损状态，以上海纺织集团旗下上市公司龙头股份为主的品牌业务08年报却显示营业利润为负数。故其销售贡献反而大多是由纺织服装外贸业务贡献的。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认为上海纺织服装业的时尚化转型是成功的呢?品牌与其他服务业是否替代了制造业的价值呢?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其成功也许仅仅是“做减法”上的成功，尽管英明地制定出“科技与时尚”的转型方向，但其转型依然乏善可陈。因为原来厂房仓库等房产经营(如改造为创意园区)的利润贡献占了集团的大部分。而时尚服务业则迄今为止都未为集团带来可以评说的价值。如此看来，只能解释为原本产业业务中的纺织服装外贸业务尽管贡献了较大的营收，却并未产生太多的利润。以其旗下主营外贸业务的上市公司申达股份为例，近三年营业收入连年微跌至48亿余，净利润更是只有1亿左右。尽管许多人并未意识到，但上海的案例的确给中国其他更广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基地带来了深深的思考。首先，这些产业集群缺乏其他产业作为结构调整的内容，变得转型更加艰难。其次，假设有的实现了结构调整，那么，又是否能剩下多少本产业的内容呢?最后，又是否会像上海一样只能做减法呢?那么，上海的贸易问题在哪里?很显然，其外贸还流于初级层次的加工贸易，未能进一步建立起全球化供应链，分享更大价值。而一位曾经把美国中高档时装订单发包到中国的美国贸易商还以其经验揭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甚至尚未掌握发达国家的工艺标准，以致0DM服务都需要美国人或者日本、意大利、土耳其人去承担。这就无法分享商业链上的更多价值了。而对于那些拥有庞大产能的产业集群来说呢?现在的观念问题是一些先进地区总想把产业留在本区内。事实上，在本区的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的高压下，这种做法毫无出路。主动性地产业转移反而能够带来更高的价值，尤其是流通价值。所谓流通价值，在我看来具有两重意义。首先是其商业价值本身――这一价值也往往比生产价值更大，其次还有更接近市场的信息与供应链掌控优势。故产业转移至其他地区，其实是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成本、减少了生产管理的繁琐，并且还主动或被动式的训练出商业知识。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广大产业集群乃至于上海都无法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商业链。以致无法实现轻松甩掉工厂后成为全球供应链服务商的华丽转身。与品牌的讨论大多数人都未意识到，贸易才是解决庞大产能的最佳出路，品牌经营在当今只是一个份额较小的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整个纺织服装产业链中，品牌只存在于最前端与最后端。纤维－纱线－面料－成衣－零售。这整个链条中只是在纤维与零售环节才产生了品牌。如果把这条产业链进一步完整化，将如下呈现：“纤维开发－纤维贸易－纱线制造－纱线贸易－面料织造－面料贸易－成衣制造－成衣贸易－成衣零售”一共九个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的纤维开发需要

　　从自然环境或人工合成中提炼与精密化制造，因其高技术、高资本投入、高端人才等特点而具备品牌发生的基础。最后的成衣零售因其需要接触大量信息不对称、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消费者，故需要品牌去提高辨识度。而其他环节均不具备品牌发生机制。此外，品牌与贸易甚至足大多不重合的两个环节。在当代时尚产业潮流中，时装品牌大多数情况是从生产商、贸易商那儿采购时装形成贸易。但是品牌商自身的贸易则相对内部化了，即大多通过自我直营、或者代理与特许经营。而这一部分产生的商业价值在全球时装贸易中只占有较小的一部分。抛开纺织，单就品牌概念出发的时装贸易来说，其当前的贸易形式结构中“生产批发”与“生产商品牌”最大区别是没有实现社会化分工与贸易行为的企业内部产销一体化模式。在中国，典型如温州服装企业。除此之外，无牌贸易中的“独立批发商”与品牌贸易中的“零售商品牌”与“独立品牌”其本身还有向上的贸易行为，即与生产商、乃至于中间商发生采购贸易关系。在当前的国际产业体系中，零售商或品牌商对生产商或中间商的贸易行为称为“采购”。品牌商或批发商发展的区域经销体系称为“代理”。品牌商的加盟体系称为“特许经营”。而其实，这些都是贸易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在国家统计局的表述中只有批发与零售两种概念。故整体看来，通俗狭义概念中的品牌贸易在当代时装贸易体系中只占有较小的部分。就个体而言，在我看来，一味地倡导品牌概念绝对是一大错误。让所有人都去操作品牌化工程是绝对不负责任的导向。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人是不具备操作品牌的素质的。而在亚洲多数国家，品牌经常不需要贸易。它们总是被直接招商进了商场，而不是被采购。在另一层面，由于只倡导品牌，而没有相适应的贸易能力，我们的许多品牌就流于一个商标概念了。以中国发明的唯一一个纤维品类、号称世界第八大纤维的大豆纤维为例，这个具有强大自主知识产权、早在1990年代末就研制出来的功能的确非常卓越的纤维品种，在2004年投产以来，4个亿的却只造成年年亏损的局面。本来上马的是万吨生产线工程，却只生产出千吨级的纤维产品。原因就在于无法实现全球规模贸易、也无法实现本国的产业应用与消费追捧。如果当初以几个亿的代价把技术卖给美国杜邦公司，那么也许今天大豆纤维已经占据全世界纤维消费的主流之一的地位了。与其他产业的比较那么，为何在其他许多产业领域情形不一样呢?美国学者格雷菲(Gereffi)用了商品链概念来分析。在商品链中，不同产业的驱动主体不同。可分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lven)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两种。格雷菲等用表格比较了这两种商品链：在生产者驱动型产业中，生产的高资本与高技术含量甚至导致生产制造也是竞争力之一。于是，当实现外包供应后，甚至存在次级主导者角色。比如台湾的IC与电脑制造商、美国的一些汽车系统集成制造商(处于系统供应商和模块制造商、部件和零件制造商之上)。但核心依然是技术。比如中国电信设备产业的华为成长迅猛，因为其重视研发，去年甚至成为全球专利申请量最多的企业。而购买者驱动型产业则不同，跨国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构建遍布全球的产业网络，发展中国家的工厂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服装业就是典型，大多属于加工贸易，设计、分销等完全不掌握在中国手里，甚至连板型工艺标准也未掌握。中国的贸易不妨先审视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价值链的现状。落后的中国外贸形态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高达2561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贸易年增长17.8％，产生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9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3％。然而，其地位却并不与其规模相称。因为这主要是基于廉价的竞争力，而这一竞争力的来源是本国的庞大工业规模。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诸如中国这样的流通产业不发达的制造业国家大量存在，于是就产生了另两个现象与力量：一个是大买家直接到制造国设立采购中心，另一个则是中间商的贸易撮合。回到马克思的观点，如果本国的流通产业发达，这两股力量其实都是可以被取代的。关于第二方面，由于存在许多落伍的观念，所以我有必要在此着重分析。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观念是有些人认为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其实带来了许多衍生效应，如提供就业、国际商务知识、直接需求信息、管理模式……但其实这些本就是我们自己的流通企业需要做到的。所以，并非国际大买家带来了这些效应，而是本国流通企业没有掌握这些能力。而本国流通企业如果实现对这些国际流通知识的掌握甚至意味着更集约化、更低廉成本的效应。其次是关于中间商。许多人以为中间商只是一个利益的倾占者，是可恶的纯商人。然而，今天的中间商早已不再是这种形象。马克思早已论证过了，流通企业在资金、人才、专业性等方面都有巨大的优势。其次，今天的中间商已经是一个供应链的管理者，帮助或者说代替了生产商的流通工作，并实现了流通增值效应。出口贸易的四种模式台湾模式：我将之称为一种全民皆兵式的外贸导向模型。其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但主要是基于台湾本地市场非常小，不得不严重依赖于出口。而这种依赖性导致许多中小企业也迅速学习融入国际商务，实现了融设计开发、制造、出口贸易的ODM服务模式，在国际贸易对接中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类似国家还有同样发达的韩国等(但韩国企业规模相对较大)，甚至意大利也很相似。日本模式：大型商社主导的外贸体系。日本大多产业的制造业外移，商社开始在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下OEM订单、组建合资／独资工厂、战略合作、收购等)采购，然后再出口。伊藤忠是一个典型。这主要是基于日本大型商社的传统。香港模式：香港没有制造业，却存在大量的转口贸易(参见下表)。而在这种转口贸易机制的常年培育下、以及供应基地(主要是中国大陆)成熟而自行操作的压力下，香港的转口贸易商悄然实现了转变成为全球产业资源配置者与先进供应链管理者。典范无疑首推利丰洋行。美国模式这种一种全业务链模式。平博 平博PINNACLE由于美国国情的现实性，美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全球最大市场。而业以及服务业的发达又导致了中间商的成长，于是又有了一大批成功的流通企业，其销售包括本土市场与出口。这是一种产供销一体化的模式。十多年前，中国对日本模式很着迷。一度试图组建中国的大型商社。1990年代后中国进一步加大放开进出口权，开始急切地试图甩掉香港。然后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又力图赶超台湾与韩国。现在，更大的苦恼是如何实现更好地进军美国市场。那么，如何继续发扬中国拿来主义、博采众长的传统，创造出自己的贸易模式?中国的跨国采购

　　中国的跨国采购概念是上海率先多年提出的。但遗憾的是始终未能有根本性的提升。以表面上最具集聚效应的上海世贸商城为例，看起来商城内聚集了一些大型采购商，如沃尔玛上海采购中心、家乐福亚洲采购中心、TESCO中国采购中心、C&A采购部门“蒙迪欧”等，但是这些采购商只是单纯地利用了商城的空间。该商城在理念与运营上可谓开上海先河，特别设立了买家开发部专门部门。然而，从这一部门名词来看就是为了商城的某种特别目的而吸引买家来商城实施采购行为的。而商城提供的服务仅仅是场地。供应商数据库?哦，对于这些大买家来说数据库里的供应商他们已经很熟悉了，他们自己的数据库里就有了。于是，商城的采购增值服务内容始终体现不了价值，也就收不到钱(服务费)了。这个商城的故事几乎就代表着整个上海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港口机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得很好之后，上海的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吗?如果这样，那么，上海将永远停留于现状了。同样，以上海经贸部门设立的上海跨国采购中心为例――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市为了推动某个产业或板块的发展，总是以设立一个中心名义的组织形式进行直接运作。这个中心前几年也设立在世贸商城，主要运作的项目就是起步于2004年的“上海跨国采购交易会”，自2006年起，这个展会已上升至商务部联合主办的层次，从而更名为“中国(上海)跨国采购交易会”了。然而，这个反其道而行之的采取采购商参展、供应商观展对接的逆向操作的展会，据称展商要靠政府部门直接拉拢(沃尔玛等甚至依然不买账)。而因为涵盖所有产业门类而对接效果不太好。就连房东上海世贸商城也对其不以为然，不给他们免租金政策了。于是去年，这个中心有了一个更大的动作，那就是在普陀区建大楼与展馆。声称要建立一个常年展示与短期展示相结合、提供写字楼等各类商业服务的中心。这显然又是老掉牙的故事。过去上海各个区就总是在提自己的区内建了多少楼宇，来显示自己的形象与发展。为什么一旦做什么事情首先就是盖楼呢?如果一定要盖楼，那么，楼的使用功能与商务模型是否经过了检验、论证、可行性分析?上海的楼宇经济因为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而显得规划不足，住宅、商务、零售、公共等功能相互挤压，以致越到后来想重新规划就越没有腾挪空间。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前任上海市经委主任黄奇帆(现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2000年前后欲模仿纽约建上海时装中心，本想选择淮海东路方圆一公里的范围，但范围内的所有楼宇都各有业主、难以协调了。可是这些问题即便有人去想也不可能想得太深入。因为盖楼首先就为自己的部门带来了固定资产、租金收益等利益。于是又回到了一个陈旧话题“部门利益”纠葛。近年来，世贸商城显然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平博 平博PINNACLE史无前例地伸出了试探性的手，介入商务链中，而不再只是纯粹为一个隔岸观火的平台运营商。在具体形式上，考虑到自身资源与人才的匮乏、业务的不熟悉等不足，寻求与商务上下游的力量组合，以参股形式去介入。其效果有待观察。但至少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中国如何走向“中心”既然“中心一外围”理论如此深刻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困境，那么，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就面临着同样的课题；如何从外围走向中心?他山之石美国向来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消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出口贸易商品。然而。在我看来，政治警惕性导致了美国不可能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与军工产业等优势产业的出口、从而换取对中国的更大制成品进口。其贸易模式所需的发展积淀与环境要素均不具备。而从产业出发，日韩与台湾的先进制造业自然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但是，其先进制造业与先进贸易模式的系统优势中国显然一时无法取代。回到贸易市场，中国或许更需要的是香港的供应链管理经验，再结合台湾与韩国在先进制造业上的经验，加上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庞大国内市场为依托，还是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独有的贸易模式。中国路径事实上，经过上述的繁重分析，有些结论已经相对比较清晰了。让我试着描述可能的中国路径。第一步就是要实现在本土交易，即力争全世界的服装生意尽可能地都到中国来交易，扩大贸易量，促进就业与利税增长；第二步从发挥自身产能优势出发，逐步构建起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模型，提高贸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步通过实力的壮大与的输出，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即根据市场与贸易的导向，将技术研发、生产等功能在全球合理配置，甚至可以像今天的利丰集团一样在美国等主流国家实施收购品牌等更高层次商业行为。那么，首先实现本土交易的途径有哪些呢?(1)大力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2)推动国内流通业的改革与进步，提高商业价值；(3)吸引外来实现国内外贸易，实现贸易总量的继续增长(4)在遵循并寻求WTO自由贸易精神及其法则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双边与多边合作，构建更多自由贸易区，为贸易增长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5)稳步“走出去”，在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建立生产营销网络，扩大产业内贸易的规模经济，并通过第三国规避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主体成长我们已不觉中接受了今天美国人制定全球化游戏规则的现实。但是，这样的局面建立在广大贸易企业自身实力增长与素质提升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锤炼那些习惯了低层次加工贸易的行为与求简思想，真正进入现代分销体系中。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理解为何要倡导内外贸一体化。事实上，如果在国内都无法实现运营素质的提高，又怎能真正走出去呢?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贸易主体、即各个贸易企业的成长。第一，我们要培育出采购型的零售百货企业，改变过去那种纯粹招商、而不承担商业风险(或只承担低商业风险)的现状。第二，我们要培育更多的现代流通企业，创造其他行业(比如我们的时尚产业)的“国美苏宁”，带来贸易额的增长与商业价值链的合理配置。第三，我们同时也的确尚需要发展起自己的强大品牌，让品牌走出去，推动国际分销贸易。那么，我们就并不仅仅通过自我发展品牌的力量进行分销，而更要运用现代商业手段进行控制与主导，包括技术、资本、供应链管理等工具。并在这场真正的商业正面较量中培育出自己的跨国公司，也实现更具主导作用的公司内贸易。因为，中国的出路真正在于构建起以自我为主导的国际商业价值链。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弄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