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加入WTO更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当今中国俨然已成为贸易大国，但并不是贸易强国。特别是当前形势下，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危机之后，经济不景气，对外贸形势造成了影响。虽然当今全球贸易的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但当次贷危机恶化成全球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再加上美元贬值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因素使中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危机已过去几年，局势也有些变化，呈现缓和状态，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消退，世界经济贸易开始持续温和复苏，但是在国内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原材料价格也继续上涨，美元贬值，贸易壁垒增强，出口需求的萎缩等国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经济也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对外贸易的企业面临着新一轮洗盘，大浪淘沙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撑，给中小企业带来严重的打击，由于外贸形势还未根本缓和，劳动力工资、原材料价格、人民币汇率、贷款利息、厂房租金等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贸企业的价格优势，挤占了企业利润，致使外贸企业尤其是小微型外贸企业不堪重负，这都是这个阶段的明显特征。当前，各国稳定、刺激经济的政策陆续出台，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联手应对危机的力度加大，世界经济形势恶化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从国内来看，一是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政策措施已经初步见效，宏观经济形势出现积极变化。二是前几年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国已经形成一批产业链条较为完整、集聚程度较高、竞争力不断提高的进出口产业集群。三是采取调整出口退税率等符合WTO规则的政策措施，改善了进出口企业经营的国内环境。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缓解进出口企业的困难，稳定预期和信心。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对外贸易将继续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努力克服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注重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和地区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高出口质量和附加价值，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增强外贸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外贸与能源、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在继续支持具有优势的产品出口，保持外需市场份额同时，也要积极增加不具有优势的产品进口，更好地满足内需，促进内需增长，努力解决影响外贸发展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推进贸易强国进程。坚定不移地扩大进口，为企业扩大进口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继续为全球贸易平衡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仍然不足，外需低迷的态势难有根本好转。美国经济很难恢复，个人消费增速仍低于危机前水平。欧元区核心国家经济走弱，重债国持续衰退，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严重制约消费能力和信心。日本地震灾后重建效应减退，出口形势恶化，经济增长还在减速。新兴经济体难与发达国家“脱钩”，增长普遍放慢。另外，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需要持续紧缩财政，企业对新兴产业的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宽松货币政策无法根本扭转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加上失业率高起等制约，经济增长动力仍较疲弱。一些新兴经济体依赖能源资源出口、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逐渐暴露，发展面临的风险上升，经济增速也在放缓。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此起彼伏，欧债危机既是欧洲货币联盟的制度危机，更是欧元区外围国家的竞争力危机。随着欧洲稳定机制启动和银行业联盟构想开始落实，欧元区制度设计的薄弱环节正在逐步加强，但外围国家不仅财政缺口大，而且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提高竞争力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其间若经济、政治形势恶化超出预期，可能在市场引起新的波动。鉴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还必须关注国际和商品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近年来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巴西等也降息刺激经济，可能引发各国货币汇率频繁大幅波动，国际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冲击全球稳定。美国、俄罗斯等粮食主产地遭受重大干旱，导致全球小麦、玉米减产，中东地缘政治持续紧张极易冲击石油供应，加上全球货币政策宽松，投机资本涌入商品市场炒作牟利，农产品和能源价格面临较大上涨压力。再者，贸易的性质也有所改变，对外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在经济复苏没有明显起色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为缓解就业压力，对外采取部分关闭国内市场的办法，扶持本土产业，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世贸组织监测，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各成员共采取182项新贸易限制措施，影响全球进口额的0.9%，且限制措施应对危机的一面下降，刺激本国产业复兴的一面上升，影响更为深远。一些国家对新兴产业领域的跨国态度保守，想方设法加以限制。在选举政治的催化下，部分国家经贸政策甚至出现“去全球化”的危险倾向。这些都说明对外贸易的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这种形式也会伴随经济的复苏逐渐走出，因此，会持续不短的时间，这些都是对外贸易必须重视和把握住的关键。

　　受国际危机影响，全球流动性紧缺尚未有效缓解，机构纷纷收缩信贷规模，各国贸易融资条件普遍恶化，国外进口商和经销商资金压力加大，纷纷采取减库存、压订单等方式规避风险。出口企业反映国外进口商订单短期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进口商贸易融资困难，出口企业收款延长，收汇风险上升。加上国内银行为防范风险对出口企业慎贷、惜贷现象普遍，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有效缓解。

　　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急剧下滑、各国就业压力增大、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加剧，提高关税、滥用救济措施等各种贸易摩擦急剧增多。世界银行统计，自2008年华盛顿峰会以来，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出台。据WTO审核成员国应对危机措施的报告，近年各国贸易限制措施显着增多，主要是提高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滥用反倾销措施等，中国是主要受害者。

　　欧洲问题国家债务规模史无前例，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在从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扩散，从公共财政领域向银行体系扩散，市场信心极其脆弱，引发市场持续大幅震荡。各成员国债务链相互交织、经济联系紧密，危机加深并拖累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上升。随着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陆续进入偿还高峰期，如果不能及时出台有效的救助措施，一旦欧洲银行业风险集中爆发，必将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新的重大冲击。

　　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比国际危机爆发时有所恢复，但总体呈现政策支撑效应减弱、传统增长动力仍较疲弱、新增长动力尚未形成的格局。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难下，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消费需求疲弱，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新增长点尚未形成。财政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为应对债务问题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会削弱经济增长动力，“流动性陷阱”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制约。

　　国际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相继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全球性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当前形势下，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宽松货币政策。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风险增大，大宗商品市场可能频繁大幅震荡，全球通胀形势不容乐观。

　　国际危机阴霾不散可能进一步影响相关国家社会稳定，一些国家通胀、失业、社保等问题和两极分化加剧相互叠加，可能导致政局不稳、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风险触发点增多，都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

　　8、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最主要贸易增长点

　　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逐渐超过初级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上升。大量机电产品的进口加快了中国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原油、电子管半导体、机械设备、煤炭、合金钢和高碳钢、电气仪器、纸张、棉花、玉米等。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汽车、电子组件、家用电器、机构设备、办公机械.船舶、服装、鞋类、化工产品、人造长纤维织品、钢铁、加工食品、鱼类及活动玩具等。须指出的是，外商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机电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是衡量一国贸易强弱的重要标志。中国出口中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少，低端产品多，缺乏核心竞争力；出口商品中仍存在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产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比重不高；出口市场过于单一；出口厂商存在恶性竞争现象等。在中国庞大的对外贸易额中，加工贸易占到了半壁江山。无论是初级产品、一般工业制成品还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商品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外资企业的大规模出口中，中国获得的真实收益并不算高。由于外方控制了收益最高的设计、研发、品牌等环节，中方得到的只是份额很少的加工费。针对这些问题，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中国外贸工作的重点应是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继续限制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但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实现产业升级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中国在迈向贸易强国的路上仍然任重道远。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现阶段高新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出口产品附加值将略高于一般工业制成品而低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国际技术扩散和国际高技术产业分工的利益，推动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保证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外贸出口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

　　中国将继续保持加工贸易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与中国的出口基本同步增长，过去我国对出口加工产品只能获取很低的附加值。中国将研究建立加工贸易监测体系，重点跟踪、预警容易迁徙和引发贸易摩擦的产业和产品。要求各地商务部门赋予国有和民营企业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地位，在技术服务、市场开发、信息咨询、人员培训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技改和研发等环节的支持力度，增强自有品牌、自由技术产品的开发能力，提高国有和民营企业在加工贸易发展中的主导权。从早期的低附加值产品升级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由最初的全部进口料件加工装配向更多地采用国产料件转变，国内增加值不断提高；地区分布也从早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扩展到长江三角洲和其他沿海地区，并逐步向内陆扩展。加工贸易正在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来看，在跨国公司的渗透下，加工贸易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是来料或进料加工，但是“料件”的性质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一般的加工用料向跨国公司的中间产品过渡，直接纳入了跨国公司全球增值过程，使我国加工贸易档次从单纯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向包含有相当份量的技术资源优势。跨国公司的介入，一方面使我国加工贸易的实质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使我国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层次迅速得到提升。加工贸易不仅会通过掌握先进技术、配套行业以及国际销售渠道而向一般贸易转变，而且还会使加工贸易从一般的加工工序向技术领先的行业发展转变，最终使我国加工贸易真正提升为体现国际潮流的主导贸易方式。

　　长期以来外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进一步吸收外资加大开放力度，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1、改变引进外资政策的战略目标。引进外资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国内企业发展及竞争力的提高，而不应该把追求GDP的增长做为最终目标。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档次应该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为限度。在我国企业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可以通过引进外资鼓励进一步的竞争，在我国企业竞争力较弱的行业应该慎重引进外资，同时要鼓励本国企业加强自主研发能力，提高竞争力。在某些敏感行业如部门应该限制外资企业的进入，同时加快国内企业的改革，加快对国内资本的开放。中央统一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应该对目前各地实行的一些不规范的优惠政策进行清理整顿，制止各地盲目引进外资的竞赛。改变过去以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牺牲财源和随意性的财政补贴等恶性竞争手段的招商模式。建立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完善服务体系，形成良性的产业链，发挥产业积聚优势，吸引符合我国产业规划和政策的外资。2、贯彻国民待遇原则，创造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平等竞争机会。在税收、资本管制、外贸体制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外资企业在和国内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3、提高资本管制的效率。在逐步放松资本管制的同时要有针对性地提高资本管制的效率，某些项目仍然可以适当放宽，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但是要加强对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短期资本流动和资本流动中的异常行为的监督。

　　如何充分发挥民企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增加就业率，已成为热点话题，对此，我们有如下建议。1、逐步进入重化工业和基础产业，产品质量档次大幅提高；民营企业还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发明专利和新产品开发方面都占重要比重。2、企业资本规模明显扩大，产权结构日益多元化；个体、私营企业数量和资本规模大幅增加。3、管理人员素质提升，治理结构走向规范。

　　2.经贸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实质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工业附加值不高。

　　3.贸易伙伴过于集中、抗风险能力不足。我国的贸易伙伴仍相对集中在欧亚和美洲，特别是有限的几个世界主要国家。

　　4.传统的优势产业受到国际市场比较大的影响。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近几年这些产业商品的国际市场有萎缩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新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冲击，如墨西哥对我国纺织业的冲击；(2)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限制进口，如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内产业限制进口，欧盟为了新加入的国家的利益限制进口等；(3)随着中国经济能力的增强，外国取消对中国的优惠政策。这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欧美等国家不断对我国多种商品提出倾销的控诉，使我国的出口受到了很大影响，一些优势产业因此出现下滑的迹象。

　　企业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人才，并因此要承担两方面的额外风险：（1）由于不熟悉WTO规则所需要承担的风险；（2）由于知识的匮乏所要承担的风险。

　　中国的外贸企业技术和国外差距大的现象严重，现阶段，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距离，就说电子行业，我国将电子作为支柱产业，但是，中国用的研发软件，几乎都是国外的，这让技术人员在学习上就落后于别人，也给技术研发带来一定阻碍，至于创新能力，科研水平，更是较世界前沿相差甚远。我国的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国家的大型项目上，大多是大型国企在干，除少数有实力的民企做研发外，创意很难实现，这和国外的情况差异显著，像国外的INTER、微软、苹果等等都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且成就很高，就现状来看，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较世界领先的国家的差距甚大，未来这种差距也会长期保持，很难改变，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非常不利，这些都是未来必须突破的，未来在高新技术上，必须做到缩进差距，直到引领世界先进水平，不然中国经济很难长期发展，本世纪的复兴也就形同虚设。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的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正确认识和有效调控收入差距。特别注意：效率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初次分配为主要效率；公平可以借助政府调控来实现，再分配注重公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经济发展战略是从经济发展的全局而做出的，具有长期指导性的筹划和决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指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老公业基地改造，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会，企业内部组织逐步完善。

　　完善这一体系将对完成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性调整起到关键性作用，完善体系一个重要内容是明确确定对这一体系各级管理的控制目标或任务。中央一级外贸部门的任务应包含以下几项：

　　(1)参与WTO规则及双边协议的制定及修改。加入WTO虽然总体上来看对我国有利，但有些WTO的规则的确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以中美签订WTO协议有关农业条款和条款为例，这份协议规定如某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特别手段保护国内产业。具体来说，任何一项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突然增长20%-30%，美国就可采取禁止进口等断然措施，而不需提供国内产业受伤害的证据。这个条款与反倾销法案相比要更为苛刻。此类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条款还有很多，中央一级外贸部门显然应积极主动地参与此类协议的修订，为我国的外贸企业争取利益，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争取。

　　（2）分析全国性商品进出口结构，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商务部可以通过对进出口结构的分析，找出竞争优势、劣势产业，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产业，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抑制过剩，发展不足。

　　(3)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政策帮助。中国的贸易伙伴相对集中，不利于抗击风险，海外市场的开拓虽然靠的是企业或行业，但政策性的帮助也很重要，这些政策只能由商务部提供，这样才能使国内企业大胆进军新的国际市场。

　　(4)对外贸进出口许可证发放的控制。商务部门可以根据行业的统计数据对外贸企业实行末位淘汰，每年取消一部分企业的外贸经营权，保证外贸企业处于良性经营。这样可减少一些无序竞争。

　　(5)为企业提供完备的信息服务。省、市两级外贸部门的任务相对类似，主要有：一是分析本地区进出口产品结构，确定本地区的优势产业；二是为本地区的进出口产品提供各方面的帮助。

　　(1)人才自由流动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在这种联盟体系下，不需要每个外贸企业都要有自己的外贸专业人才。通过专业外贸公司为媒介，专业人才可以作为流动资源，只有在项目需要的时候他才在这个公司工作，这种方式还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因为公司不用固定地支付人才费用。

　　（2）应对冲击，特别是关于倾销的控诉。在国际市场上一旦遇到关于倾销之类的情况，只有全行业统一口径才能在国际谈判中取得相对较好的效果，这时候联盟的结构会变得暂时紧密。而且联盟的建立也有助于减少个别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扰乱出口秩序的情况，因为不规范的行为虽然不会受到直接的制裁(战略联盟不具备这种功能)，却可使不守规则的企业被排除出联盟，降低企业的商誉。

　　(3)建立行业信息平台，变事后控制为事前控制。战略联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成员提供决策所需要的本行业详细的数据。而且联盟也可以做出行业分析、企业排名，预测下一期的进出口，并通报商务部，为商务部许可证的发放决策提供依据，预防后一期的无序竞争，变事后控制为事前控制，有了这种信息平台显然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行业间的横向战略联盟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形式，联盟成员间依然存在自由竞争关系，所以企业自身应该努力，提高产品竞争力。这就要求企业运用价值工程来指导产品的研发、生产。企业实行价值分析过程中可以利用外部资源。自身研发能力不足可以借助高校资源，企业和高校间也可以建立一种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将高校的人才资源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企业和高校是一种双赢策略，而且也是一种相对快捷的方式。

　　(1)政府方面。①建立预警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政府有关部门要紧密跟踪重点出口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某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发布预警信息，提醒相关企业及时做好相应准备。②制定优惠措施，发展循环经济，扶持“绿色”企业发展。政府应通过优惠政策，扶持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管理先进、科技含量高的绿色环保型企业，同时淘汰一批规模小、档次低、管理水平低、环保意识差的企业。③实施标准化战略，制定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国家标准和技术法规。应制订鼓励政策，统一并提高我国的技术标准，使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协调，并按照需要将这些国际标准引入我国，让生产企业在掌握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去安排生产，以使产品符合进口国要求，这对扩大出口贸易，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帮助。④政府有关部门要服务和帮助企业开拓其他市场，规避贸易风险。企业还可通过劳务输出、技术输出、境外等多种方式，在消费国就地生产、加工，让“销售地”变“产地”，避开贸易壁垒。

　　(2)企业方面。①企业应强化标准化意识，采用合理适用的国际标准，严格执行标准，并将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的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②企业要注重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提高产品以及对产品的检验检测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冲破现在技术性贸易壁垒。③企业应投入研究开发费用，生产符合外国技术标准特别是苛刻要求的先进产品，还要自觉增强环保意识，努力使自己的产品成为“绿色产品”，预防和避免贸易争端的发生。当贸易争端一旦发生，要通过政府的交涉，努力使外国政府取消其技术性贸易壁垒，将企业利益损失降到最低。

　　(1)政府方面。①我国政府充分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加强与外国的交涉。政府应充分援引WTO反倾销协议中的条款，对其他国家对我国提出的反倾销措施和调查程序进行严格的调查，并提出异议，通过双边、多边谈判，记载反倾销应诉中所作的实践，进一步澄清相关问题，据理力争，督促相关国家修订对华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定标准，最终取消岐视性的对华反倾销政策措施。②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完善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网络。③加强对出口竞争秩序的规范，设置合理，有效的出口经营管理机制，建立并执行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的出口制度，是减少对华反倾销的有效措施。

　　(2)企业方面。①企业应调整战略，实行国际化经营。②要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加大科技投入，不断研制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产量，树立品牌意识，实施名牌战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和以价取胜的战略转变。③企业在反倾销的过程中，应当熟悉国际惯例，依法应对反倾销，使自己由被动化为主动。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关键中的关键是政府如何进行引导，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做好宏观调控。这是转变得基础，是进行转变的整体框架。在宏观政策确定的基础上，我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外贸质量。

　　中国目前出口产品大多是规模大价格低，是中低档产品的出口，只赚取其中的加工费用。出口商品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使外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再仅仅因为低价格，而是因为质量需求，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贸风险，减少外贸的依附性。

　　完善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增强外贸企业竞争力；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自主技术创新，实现外贸增长的可持续性。

　　国内贸易的增长是可以借鉴的，各省之间的贸易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对外贸易相类比，各省市的企业可以与各跨国公司类比。学习借鉴国内经济增长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减少贸易摩擦，以提高增长效率及质量。

　　结语：针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应继续着力于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一方面，立足当前，密切跟踪形势变化，确保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帮助企业克服订单不足、成本升高、摩擦增多等困难，努力将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全力以赴稳定外贸增长。另一方面，着眼长远，充分利用市场环境趋紧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加快建设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促进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增强外贸长远发展后劲。同时，完善进口政策，搭建更多进口促进平台，积极扩大国内短缺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部分供应偏紧商品的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稳增长上，继续保持外贸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持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的总体稳定。加大对中小外贸企业扶持力度，逐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调结构上，继续推进“四个优化”：优化主体结构，做强大企业，扶持中小企业；优化商品结构，稳定传统优势产品出口，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优化市场结构，巩固传统市场，开拓重点发展中国家市场；优化贸易结构，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促平衡上，我们要认识到，只有平衡的贸易才是可持续的贸易，要继续加强进口工作，加快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提高进口便利化程度，清理不适应形势的管理措施。然后是质量方面，提升“中国制造”形象，重视价值的体现，重视附加值的体现，这些都是未来我们要一步步做到的。未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的提升，随着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随着中国外交形势的转变，对外贸易将迎来新的篇章，对此，也希望中国在外贸上重点突破结构问题，缩小与外贸强国的差距，不断地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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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2日，商务部综合司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8年秋季）》。报告回顾了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运行情况，展望了2018年全年和2019年中国外贸发展趋势。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增速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动力加快转换，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外贸影响总体有限。

　　报告认为，当前国际市场需求较为稳定，国内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中国外贸具备保持平稳增长的基础条件。前三季度进出口较快增长，为全年外贸保持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但2017年四季度进出口基数较高，将对2018年四季度进出口增速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大，保护主义威胁全球贸易稳定增长。当前，我国外贸发展的基本面良好，政策环境不断改善，蕴含着新的发展潜力。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外贸政策落实，减轻进出口企业负担，同时加快贸易强国建设进程，推进“五个优化”“三项建设”，积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努力保持外贸平稳发展、质量提升。

　　在上篇外贸：从1005到1953之中，我们对比了宋代和新中国的类似情境，宋代与辽国冲突面临的是农耕体系和游牧体系之间的竞争，新中国则面临着陆地体系和海洋体系之间的竞争，而国际贸易在不同竞争体系之间保留着即竞争也合作的纽带。在这样类似的情境之下，遇到危机时，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决策模式，以及因此产生的不同形势走向。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教员一定读过杜牧的《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所以我们看到了教员在朝鲜战争时，做出了不太一样的决策，并在1953年，算是通过“区域战争”树立了新中国独立大国的形象。

　　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让我们相信，贸易战中，没有所谓的和解或者和稀泥的可能。捋顺1953之后的竞争形势与国际贸易发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判断日后的业务环境变化，提早做出准备，本文接下来将沿着时间轴，与大家一同剖析1953之后外贸的发展态势。

　　1953年的朝鲜战场，志愿军用自己的实力向世界宣言，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向世人说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并非不能打败。人们喜欢对弱者报以同情，却时常对胜利者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对于1953的新中国来说，亦是如此。这一年，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决定大规模无私援助中国，提供很多绝密的技术和设备，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约定的50个援建项目的基础上，再增加91个规模巨大的工业项目，后来又增加了几个，总共是156项，涉及到方方面面，帮助中国建立全套工业化，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此后最高峰时，苏联援建的项目达到了291个，援助金额达到了30亿美元，是1950年承诺金额的10倍以上。苏联慷慨的拿出核心技术和生产设备，派出大批专家和工程师，手把手的帮助一穷二白的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构建了中国工业的根基。

　　同在这一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接过大旗，开始了政策上的大调整，并从理论上对中国所进行的实践进行了批判。

　　时间到了1958年4月，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并和中国组建联合舰队，以此来交换核武器技术。苏联不同意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试图建立事实上的特权区。而中国没有海军，所谓联合舰队其实就是苏联舰队，苏联将重新获得旅顺口的驻军权。这个提议被教员拒绝后，中苏的蜜月期彻底结束了。1959年6月，苏联以和美国达成禁止核武试验的协议为由，停止对中国核项目的援助。1959年8月，中印边境纠纷，苏联在未和中国沟通的前提下，发布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和中国的合约，召回全部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中苏至此，全面交恶，开始了十几年互相敌视的时光。

　　前面和美国打了场硬仗，接着又和苏联交恶，世界上的两大霸权似乎都被新中国得罪光了。但中国就有那么一句古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将会被孤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1957年4月，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周恩来总理提议简称为广交会，通过对外贸易的形式，新中国有了新的朋友，也避免了被世界围堵、封闭的局面。首届广交会展出面积9600平方米，分设工业品、纺织品、食品、手工艺品、土特产品5个展馆，13个专业外贸总公司组织交易团参展，展示商品1万多种，包括自行研制的解放牌载重汽车、普通车床等，也有各种日用轻工业品、农副土特产品以及传统工艺品。首届广交会上，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位采购商到会，成交8686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总额的20%。而在此后的七十年代，广交会最高峰甚至能够占到全国创汇总额的一半以上。

　　在随后的六十年代，中国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对外援建，一系列著名的非洲援建工程，都在这个时期完成，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坦赞铁路、马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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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有些人对于在我们自己还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就要去帮助别人的行为颇有不满，但也正是通过这种行为，我们树立了大国形象，让一些国家意识到，原来新中国的帮助是真心给他们送去好处的。与此同时，这个阶段也培养了后来“基建狂魔”的中坚力量，我们现如今看到的不同行业出海企业中，能够在全球前十常年占据大部分席位的总少不了建筑行业，他们的成长和海外业务开拓，缺少不了中国对外援建的那段岁月。

　　同在六十年代，新中国试验成功，加上前面这些朋友的存在，这个国家开始看起来不是那么四面楚歌了。

　　在新中国闷头苦干的时候，忙着与苏联争霸的美国，日子过得也并不舒坦。长期被越战拖累，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给白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样由于越战不利，欧洲盟友们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领袖责任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在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争夺中东过程中局面弄到连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则更加深了盟友们的疑虑。与此同时，1968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到1970年资本账户恶化到警戒线年贸易收支时隔三十年首次出现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达到300亿美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超过了六十年代累计的逆差，资本大量外逃，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于当年8月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内外交困的状况下，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决定尝试与在朝鲜无法打败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商定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之事。这一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虽然与美国有一定关系，但更是与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第三种选择”分不开的，可以说在整个六十年代极为被动不利的局面下，各种对外援建和经贸往来，为这种局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同样在这个阶段，中国构建了“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贸易封锁，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这也客观促成中国的低价格体系形成。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洼地”。与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为“中国制造”所谓“廉价”优势创造了先天条件，新中国的对外贸易，算是迎来了真正的曙光。

　　1978年同志主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对内从农业的分产到户开始，对外则从广东、福建两省开始试点，为中国对外贸易拉开了新的篇章。回顾六十、七十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是能够参与出海或者从事外贸的基本都是国有大型企业，基本上属于政府搭台、国企唱戏。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外资进入中国，中国企业对于海外市场有了更新的认识，也开始了新的探索，在完成了初步的积累之后，许多企业开始了自觉的海外市场开发。这个阶段，由于整体的经济焦点还在国内的市场开发与建设之上，海外市场开发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有参与的积极性，可以说整体尚处在“民企唱戏，政府鼓掌“的特点。这里的民企，不是说民营企业，而是这个阶段的许多企业出海，是以代表民族精神作为基石，我们称之为民族企业。这个阶段也走出了诸如新希望、TCL这样的民族企业，他们在国内做出比较成熟的市场之后，纷纷在海外建厂和并购海外企业，开始了海外扩张之路…当然，我们耳熟能详的海尔、华为、联想，也都是在这个阶段开始了自己的国际化进程。进入20世纪，对于正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有了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进入WTO了，对外贸易中的“净出口”也成了大家耳熟能详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2004年，新《外贸法》颁布，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紧接着，在2005年，又有了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的外汇储备第一次突破了万亿美元。

　　这是对外贸易领域从未遇到的状态，一方面是中国手上有了足够的外汇储备，不再是过去那个想进口点设备都掏不出几个外汇储备的叮当响国家；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两头在外，给环保和能源供应许多压力，结合这种情况，政府提出了“走出去”的号召，在这个号召及对应的政策之下，许多中国企业开始了海外征程。

　　如果说走出去还仅仅是一个号召，从2013到2015年，随着出海的具体纲领一带一路政策成型，新形势下的对外贸易，不仅有了纲领，更有了具体的路线图。这个阶段特点是：政府领导，企业跟进。是为了解决特定时代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政府指明方向，搭建机构，企业则负责跟进，实现战略规划。这是后WTO时期，也是整个中华民族重新融入世界、回到舞台中心的阶段。

　　对外贸易，从来就不止是经济活动，更是国际关系的调节阀和晴雨表。一个大型的经贸规划，势必牵扯到一个区域的地缘关系。也正如此，我们看到了川普入主白宫以来的种种行为，从不合乎常理的关税调节，到对于特定行业的调查，以及芯片产品的封锁，等等。屋漏偏逢连阴雨，除了前期存在的各种民粹主义思潮，2020年，全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时间，交通阻断，人员分隔，逆全球化成为主流，直至今日，人类对于这种病毒肆虐的情形，仍然没有能够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法。更有甚者，在冷链运输产品以及包装上，已经有货物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让人们“谈海鲜色变”。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际海运巨头马士基宣布因为COVID-19调整业务架构，人们开始发现从中国到美洲的航线已经翻了两翻还多，或许是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水手缺口太大，或许是中国出口货物开始率先复苏，只是人们都感觉像是一梦醒来，这世间已经变成我们完全不熟悉的样子。

　　中国当前的贸易格局已是“独木难支”，更何况从客观发展需求外贸由实转虚也是一种必然。

　　一来，消费的鱼尾曲线决定了贸易的鱼尾曲线。“仓廪实而知礼节，足而知荣辱”，随着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收入水平的大幅增长，消费必然着更高层次的马斯洛消费层级靠拢。而且，物质消费的有限性天然地决定了自身的天花板效应，现实已经表明，西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典路径已经行至穷途末路，不论是从现实的资源约束，还是从消费需求的演化规律来看，消费必将实现从物质到精神的“华丽转身”，即物质消费趋于无穷小，精神消费趋于无穷大。而需求决定供给，消费决定贸易，当消费实现由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转折，供给端也将实现相应的结构升级，外贸结构自然也将进一步侧重于满足各种精神消费的服务业和虚拟经济。

　　二则，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虚拟经济和服务贸易需求。被托夫勒称为人类文明第三次浪潮的信息化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互联网、AI等信息技术以涨潮般的速度发展，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和贸易，产业结构的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升级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可视会议、电子商务等在不断延伸。产业结构的升级让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产业脱离了地域的分割和局限。正如巴菲特的智囊总部远离闹市，坐落乡村，却照样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搅动风云。当网络缩减了空间距离，环球“同此凉热”，展现的不单是一种产业升级趋势，还有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转折。国际贸易从轰轰烈烈的机器设备生产走向了不限时空的虚拟经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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